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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医院——刘丹平(急诊内科 )

发布时间:2021-03-05 15:53编辑:许佳伟

1989年7月15日,怀着兴奋、好奇、略略胆怯的心情,我从西安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被分配到了陕西省人民医院,当年和我一起有4位毕业生分配到省医院工作。毕业前一周,医院委派人事科田志斌科长来学校面试将要分配到省医院的毕业生,学生处老师抓我一个人应付了面试。因为和田科长已见过一面,来到人事科后见到田科长也就没有那么胆怯。田科长说:“小刘,妇产科、麻醉科、放射科、皮肤科,你选吧!”,我本想去内科专业,就问田科长:“有没有内科?”,田科长回答:“今年没有内科计划,急诊科算内科,你去不?”他打趣地说道。 “愿意!”,我回答的同时注意到他意外的表情。“你愿意?”田科长突然提高了声音,并立即拨了急诊科的电话请陈化龙主任接电话,电话中田科长兴奋的说:“老陈,你快来人事科,有一位新分来的大学生要求去你们科!”我为田科长的兴奋而不解。不到10分钟便来了一位60岁左右,约1米75,面色慈祥、身穿白大褂的男医生,这位医生进门便看着我问:“老田,人在哪儿?”,田科长指指我说:“你领走吧。”

出了人事科,在去急诊科的路上,陈主任对好几位相逢的男女医护都介绍我:“这是我们科新分来的小刘,她是主动要求到我们科的。”我对陈主任的兴奋感到意外,心里默默想:是不是没人愿意来急诊科?就这样,我们来到了门诊大门正对面的一座老式三层楼建筑—门诊楼,据说是当年俄国人帮着建成的,急诊科就在一楼的东边,由一张床的抢救室,约20平方的治疗室加一张诊桌的诊室共用的急诊科门诊,向里有一间库房、一间护士办公室、一间医生办公室加值班室、两间共14张病床的病房,而门诊输液在走廊的木条长靠背椅上,病人需要自己带被褥输液。当时急诊科的医生除了陈化龙主任外,还有伏军贤、周兆英两位副主任医师,王菊兰、尹贻明两位主治医师,孙励、陈晓翠两位住院医师,加上我这个新人。护理上有杨翠萍护士长及20余位护士。就这样,我开始了工作生涯,很快融入了科室并爱上了急诊科!那一年我23岁,省医院58岁。

1992年,我刚刚休完产假上班,急诊科迎来了一个重大喜事:由卫生厅给予部分专款修建的,紧邻门诊大门西侧的两层急诊楼建成了,大家自己动手、兴高采烈的搬入了新的工作区域。一下子工作环境有了如此大的改变,急诊科的每个人都是满意的,进入急诊楼,一楼第一间是抢救室,有3张抢救床,里间是3张床的监护室,当然,那时并没有每张床配备监护仪、呼吸机等仪器,科室仅有一台心电图机、一台膈肌起搏器。监护室的隔壁是护士办公室,再向里是急诊科的诊室。抢救室的对面是治疗室,治疗室向里是急诊收费处,几个输液、留观室,病人输液都在被褥配备齐全的病床上,条件同样好了很多。再向里依次是急诊化验室、心电图室、男值班室和女值班室以及男女卫生间。二楼是1间库房兼护士长办公室,1间主任办公室,3间医生办公室,约20平方米的会议室,护士办公室及24张床的住院病房。应该说,在当时除了没有放射科,几乎满足了急诊病人就诊,从门诊到病房所有功能的急诊楼,在全省还是首家。那一年我26岁,省医院61岁。

1994年,经已经担任急诊科行政主任的伏军贤,和担任名誉主任仍在科室按时上班的陈化龙两位主任反复申请,急诊科有了由3位外科医生组成的外科急救组,解决了多年外科急诊病人靠请各个专科会诊,而缺乏外科专业医生指挥抢救的局面,从此,外科急诊病人的抢救成功率有了大大的提高。急诊科的医护人员也增加到50人左右。1997年,急诊科的外科急救组从急诊科分出成立了急诊外科,原急诊科更名为急诊内科。那一年我31岁,省医院63岁。

2000年医院有了几件大事,医院的家属区—朱雀花苑建成并可以入住了,近500户职工喜气洋洋的搬入了新居。此外,由省政府投资,历经一年余新建的18层门急诊大楼竣工了。期间,因为急诊楼对门急诊大楼的修建有部分遮挡,先是被拆除了部分一楼二楼相应的房间,后关闭了病房,现在我们要全部搬迁至新大楼并将原急诊楼全部拆除。虽然对急诊楼非常不舍,但是新的门急诊大楼对急诊科的布局面积更大了。抢救室设在一楼急诊大厅,有抢救床5张,监护床3张,新配了3台监护仪、1台除颤仪、1台日本光电呼吸机,虽然呼吸机必须由笨重的压缩机共同启动,而且噪音还很大,但大家还是为急诊内科的发展感到高兴。一楼除了抢救室外,还有输液间,急诊内、外科诊室、外科处置室、急诊内外科医生值班室。急诊内外科病房在门急诊大楼的六楼,各27张住院病床,共用一个护理单元。之后,抢救室又经历了三次床位扩大,一次在2001年,抢救室床位扩大为8张,第二次在2015年,抢救室床位扩大为10张,第三次在2018年,抢救室床位扩大为13张。而我在2002年顺利晋升为急诊医学专业副主任医师。2003年,急诊内科迎来的第三任主任—姬新才,尹贻明和宗媛两位医生以及黄线、卢晓娥、刘琳璐三位护士离开了急诊内科到新成立的重症监护室,尹贻明担任重症监护室的科主任、黄线担任重症监护室的护士长。而急诊内科的医护人员发展到了70余人。2003年我37岁,省医院72岁。

2007年对我和医院来说都是值得记录的一年,那年我顺利晋升为急诊医学专业主任医师;那年医院启动了全员聘任工作,在姬新才科主任的力荐下我和孙励主任医师担任急诊内科行政副主任,从此我的工作中加入了行政事物。还是那年,因急诊外科病房扩大为54张病床而需要一层病区,急诊内科病房搬至门急诊大楼七层,病床为32张,与中医科共用一层。那年我41岁,省医院76岁。

2014年急诊内科病床扩大为53张,占据了门急诊大楼七层全部。2015年5月,姬新才主任调任为新成立的第二临床管理部主任兼临床总支书记,统管门急诊大楼医疗、党建、教学、科研、卫生等工作,我成为急诊内科科主任,一下子从行政副主任变为主任,有太多的事务要熟悉和处理,好在每有难处医院领导都能给出指导,还有科委会成员孙励、郭伟两位副主任,黄如琴、吴小花两位护士长,陈转红、曹钏宏2位副护士长及全科医护的大力支持。大半年中我每个工作日都在晚上7、8点甚至9点才离开办公室,有时周末还要来办公室加班。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15年的全年工作总结中,急诊内科各项目标考核指标都超额完成了任务。一直到2019年,急诊内科每年均超额完成医院制订的目标任务。2015年10月,医院对门急诊大楼进行了装修,抢救室床位扩大为8张加2个单间病房,共10张抢救床。门诊输液留观搬至二楼,有输液椅56张,输液床4张。2015年急诊内科同时挂牌了另一个科室—全科医学科。2015年我49岁,省医院84岁。

2016年10月,我作为省医院第一批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修班成员,和另10位科主任完成了研修任务,眼界大开。那一年我50岁,省医院85岁。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庆之年,像全国一样医院也举行了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急诊内科党支部连续被评为“五星级基层党支部”、“先进基层党支部”,我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陈转红副护士长被评为“优秀党员”,成为囊括所有奖项的党支部。在医院前所未有的职工文艺演出中,由郭筱王医生指导,我和高珩医生领唱,郭筱王医生、韩兵杰护士、任洁护士领舞,近20人急诊内科医护表演的“北京的金山上”,成为医院庆祝晚会上的压轴节目,使以前局限在科内、临床二部的文艺表演展示到了全院舞台上。当晚的演出效果非常好,许多人说:急诊内科那么忙、压力那么大,怎么就能抽出这么多人排练了这么高水平的节目?科室真是人才多、有活力啊!听到这些话大家都以自己是急诊内科的员工而感到自豪!2019年,为了符合国家对全科医学科的要求,医院将全科医学科从急诊内科独立出来,由郭伟副主任担任全科医学科主任,有两位急诊内科医生也转岗到全科医学科,并将急诊内科15张病床划归全科医学科,此时,两科共用门急诊大楼七层,共用一个护理单元,急诊内科住院病床减为37张。2019年,急诊内科借“国家疑难工程提升项目”得到了新建15张监护床的重症监护室项目。2019年,医院规划了西咸院区建设项目,急诊内科也将在新院区开设科室。2019年,急诊内科医护人员发展为94名。那年我53岁,省医院88岁。

2020年发生了全球性大事,新冠病毒首先在中国武汉被大量报道,很快武汉沦陷,全国各省均被病毒扫荡,各省在自救同时纷纷驰援武汉,我院先后派出三批队伍驰援武汉,而急诊内科的工作性质注定我们成为了抗击疫情的一线。在疫情严重的两个月中,分别有两批、10余名医护人员和他们的家人被医学隔离观察,我自己和家人也在隔离观察人员其中。陕西省人民医院作为国家紧急救援队依托单位,急诊内科5名医护人员参加了驰援武汉方舱医院工作,在方舱医院的工作中,急诊内科的每一位医护人员都表现出色,获得了多项国家级、省级优秀称号,为急诊内科、为陕西省人民医院、为陕西省赢得了荣誉。艰难的两个月中,防疫物资不足,疫情防控风险大,而对疾病缺乏了解,在这样情况下,急诊内科以医院大局为重,按医院要求关闭了病房,全部医护人员均坚守在门诊急诊一线,在负责全部非发热患者新冠病毒筛查工作同时,还要负责全部门诊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每一位医护人员都有令人感动的事例。终于,在4月全国疫情得到控制后,4月中旬急诊内科病房又重新开始收病人了。那一年没有春节,那一年有许多终身难忘的事,那一年我54岁,省医院89岁。

2021年,陕西省人民医院将迎来90华诞,2021年我将55岁。祝医院越来越好,祝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